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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的天數一天天減少，兩者是不矛盾的，死對于任何人來說都是不可避免的。因而他指出：“見攝生者而問長生，謂之大愚。見卜者而問之吉兇，謂之大惑。”（《二程遺書》卷二十五）進而他又批判了佛家的生死觀。他說：“佛學只是以生死恐動人，可怪二千年來，無一人覺此，是被他恐動也。圣賢以生死為本分事，無可懼，故不論死生。佛之學為怕死生，故只管說不休。”（《二程遺書》卷一）他認為佛學不明生死的道理，所以才以生死恐動人，”而圣賢則認為生死為本分事，沒有什么可恐懼的，所以不談生死的問題。他贊成對于生死采取“鼓缶而歌”的態度。所謂“人之終盡，達者則知其常理，樂天而已，遇常皆樂。如鼓缶而歌”（《周易程氏傳離卦》）但是和首倡“鼓缶而歌”的莊周相比，程頤對于人生并不悲觀。他的人生觀是積極人世的，程頤之所以贊成“鼓缶”，才能對生死泰然處之。程頤用辯證法的觀點來解釋生命的現象，是對宗教唯心主義的批判，表現了他所持的無神論思想。程頤并沒有把對立轉化的觀點堅持下去，當一接觸封建等級制度之道時，他認為這是無對的，所謂“道無對”。尊卑貴賤的封建等級制度是不可變動的。“天尊地卑，尊卑之位定，而乾坤之義明矣。高卑既別，貴賤之位分矣。陽動陰靜，各有其常，則剛柔判矣。事有理，物有形也，事則有類，物則有群，善惡分而吉兇生矣，象見于天，形成于地，變化之跡見矣。”（《周易經說》卷一《易說系辭》）這里他所說的定、分、常、判、見都是既定的、不變的矛盾現象尊卑貴賤的社會等級制度是不可變動的。這不僅暴露了程頤封建主義衛道土的立場，同時也窒息了他在論述自然現象時所閃爍的對立轉化的辯證法氣息，陷入了形而上學的泥坑。一切事物的運動總是處于一定時空中的。對于“空”，程頤沒有更多的涉及，但是對于“時”，程頤卻是非常注重的。他認為一切事物都是“與時消息”的。“日中盛極，則當昃映；月既盈滿，則有虧缺。天地之盈虛，尚與時消息，況人與鬼神乎?盈虛則盛衰，消息謂進退，天地之運，亦隨時進退也。”（《周易程氏傳革卦》）程頤認為日月天地的盈盛與昃缺是“與時消息”的。同樣，一切社會人事活動也是與時進退的。“天下之事不進則退，無一定之理，濟之終，不進而止矣無常止也，衰亂至矣，蓋其道已窮極也，九五之才，非不善也，時極道窮，理當必變也，圣人至此奈何?”（同上，既濟卦）天下的事情沒有“一定”之理，不是進便是退，然而“進退”是與“時”緊密聯系在一起的，不能不受“時”的影響。時間變了，事物也就要隨之變化。既然隨著時間的推移，任何事物都要發生變化。因此要想取得事業的成功，人們的行動應該是“隨時而進”“隨時而止”、“隨時自用”。即使是圣人對于‘時’也只能“因時處宜而不能違，”所謂“時者，圣人所不能違”圣人和眾人所不同的是“因時而處宜隨事而順理”（同上，革卦）而眾人則不能掌握(識)時機罷了。因而獲程頤認為“隨時之義，是猶如“禹之治水”，這個觀點是可取的。程頤還對“隨時之宜”作了一個通俗的比喻。他說：“君子觀象以隨時而動。隨時之宜，萬物皆然，取其最明且近者言之。君子以向晦人宴息：君子晝則自強不息，及向昏晦，則入居于內，宴息以安其身，起居隨時，適其宜也。”（《周易程氏傳隋卦》）正常情況下白天“自強不息”，晚上就要及時“宴息以安其身”。人的起居是有規律的，違反了這個規律就要對身體造成不良影響。程頤以起居隨時企圖說明“時”對人的行動的重大影響，不僅是明智的，而且是含有辯證因素的。二、“物極必反”與“革者，變其故也”從事物運動變化的觀點出發，程頤提出了“物極必反”的命題。事物發展到頂點(極)就要走向反面，這是規律(其理如此)概莫例外。生命達到頂點就要走向死亡，而死亡了的生命通過轉化分解又成為新生命所必需的成分，因而在新生命中得到反映。生死是如此，始終也是如此，對于其它一切事物都是如此。他說：“物理極而必反，以近明之，如人適東，東極矣，動則西矣。如升高，高極矣，動則下也，既極則動而必反也。”（同上，睽卦）又說：“物極則反，事極則變，困既極矣，理當變矣。”（同上，困卦）“物極必反”的道理是顯而易見的。如一個人向東走，走到東方盡頭了只要再一走動必然要朝西，同樣，如升高升到高的極點了就要下降。事物到了極點，就要向反面轉化。“物極必反”是一個普遍規律，它同樣適用于社會的治亂安危。“物理極而必反，故泰極則否，否極則泰”。“極而必反，理之常也。然反危為安，易亂為治，必有剛陽之才而后能也”。（同上，否卦）程頤認為雖然泰極必否，否極必泰，危極必安，亂極必治這是“理之常”，但是由危轉為安，由亂轉為治，卻又不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一定要有“剛陽之才”的活動才行。他的這個說法使他關于對立轉化的觀點大大前進了一步。“物極必反”是他哲學思想中最為精彩的命題。既然任何事物發展到極點就要走向反面，因此要想不走向反面，就要注意不過“極”，程頤說：“唯至明所以不居其有，不至于過極也。有極而不處，則無盈滿之災，”（同上，大畜卦）根據同一原則他提出了居安思危，居盛慮衰的觀點。“大率圣人為戒，必于方盛之時。方盛而慮衰，則可以防其滿極，而圖其永久。若既衰而后戒，亦無及矣。自古天下安治，未有久而不亂者，蓋不能戒之盛也。”（《周易程氏傳臨卦》）“當知天理之必然，方泰之時，不敢安逸常艱危而思慮，正因其施為如是則可以無咎。”程頤認為要想使“盛”與“安”能“永久”存在，只有在“方盛”、“方泰”之時高度警惕力戒驕侈。經常思慮艱危之時，就可以“無咎”。程頤認為大幾天下久安終不免于亂者，不外乎這樣兩個原因，一是因循守舊，“憚于更變”，二是“狃安富”而“驕侈生”，導致“釁孽萌”、“亂之至”。他說：“自古泰治之世，必漸至于衰替，蓋由狃習安逸，因循而然”。（同上，泰卦）又說：“方其盛而不知戒，故狃安富而驕侈生樂舒肆則綱紀壞，忘禍亂則釁孽萌，是以浸淫不知亂之至也。”（同上，臨卦）他的這番議論是他“物極必反”在社會政治中的具體應用，說明事物向相反的方向的轉化是具有一定的條件和過程的。誠然，程頤在當時政治變革運動中開始時曾贊成王安石變法而后由于政見的不同而轉為反對者，傾向保守，他的政治態度與張載基本相似。他們也有自己的變革理論。他偏重抽象道德的修養而輕視具體功利之學，表現了理學家的思想特點，他與張載一樣主張對當時的弊政作溫和的變革，因而在哲學理論上也有某些“變易”的思想。他說：“推革之道，極乎天地變易，時運終始也。天地陰陽推遷改易而成四時，萬物于是生長成終，各得其宜，革而后四時成也。時運既終，必有革而新之者”又說：“井之為物，存之則穢敗，易之則清潔，不可不革在也。”（同上，革卦）天地、陰陽一直在“變易”之中，所以才能使四時成歲，萬物各得其宜。井水一直不換，就容易穢敗，只有經常變易才能清潔，所以“不可不革”。同理，社會也只有變革才能有生氣。“王者之興，受命于天，故易世謂之革命。湯武之王，上順天命下應人心，順乎天而應乎人也。天道變改，世故遷易，革之至大也。”又說：“革天下之弊，新天下之事，處而不行，是無救弊濟世之心，失時而有咎也。”（《周易程氏傳革卦》）他的這些說法雖然沒有擺脫傳統的天命論影響，但是他承認革新時運與改朝換代是一種革命，是最大的變革。如果到了非變不可的時候而不變，就是“無救弊濟世之心”而會招致“咎”。但是究竟怎樣“革”?程頤過于小心以致流向保守。他說：“革者，變其故也。變其故，則人未能遽信，故必巳日，然后人心信從。??弊．壞而后革之，革之所以致其通也。”（同上）“事之變革，人心豈能使信，必終日而后孚在上者于致為之際，當詳告申令，至于巳日，使人信之。人心不信，雖強之行，不能成也。”（同上）變革現有的政治是件大事，一開始信從的人不多，因此必須反復“詳告申令”，“使人信之”才能成功，不能取信于人的“革”是“不能成”的。應該說他的這個見解是有合理的因素，但他過分夸大了革變的艱巨性，片面強調客觀具備的條件因而對政治變革抱消極的態度。王安石認為“新故相除”為自然界和人事社會的規律，對于“變故”的改革充滿信心，在變革問題上程頤和王安石所持態度是不同的，他說：“變革，事之大也，必有其時，有其位，有其才，審慮而慎動，而后可以無悔。”（同上）他認為只有同時具備了“位”“時”“才”這些條件才可以討論變革，臣子不該首倡“變革”他說：“然臣道不當為革之先，又必待上下之信??所逢之時，足以革天下之弊，新天下之治，當進而上輔于君，以行其道，則吉而無咎也。不進則失可為之時，為有咎也。”（《周易程氏傳革卦》）因為臣不具備“位”這個條件，所以他不應當“為革之先”只能輔助皇帝以“行其道”，這也就是他反對王安石變法的理論依據。事實上任何時候都不可能同時具備程頤所說的“變革”條件，這種理論發展下去勢必導致否定變革。程頤說：“天下之事，革之不得其道，則反到弊害，故革有悔之道”（同上）既“革有悔之道”豈不是不革為妙么!至此程頤就窒息了原有的變易思想而陷入形而上學。參考文獻：（1）程顥、程頤，二程集[M]中華書局，2004。（2）潘富恩，《程顥、程頤理學思想研究，》復旦大學出版社1988。（3）潘富恩，《程顥、程頤評傳，》廣西教育出版社1996。（4）潘富恩，《二程遺書、導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