檢察機關空編情況的調研報告(編輯修改稿)

　

【文章內容簡介】 結合上述對未成年人犯罪的現狀及成因的分析，我們擬從社會預防、家庭預防、學校預防及未成年人自我預防四個方面闡述對未成年人犯罪預防的思考。一、社會預防在大力發展社會主義物質文明的同時，重視社會和諧發展，努力消除社會不穩定因素，同時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各機關團體可以對青少年進行人生觀、世界觀等方面的教育，密切關注和熱情關心有不良品質和劣跡的青少年，及時發現他們的罪前征兆，如人際關系惡變、物質欲望膨脹等，及時采取措施，將可能發生的犯罪行為控制在醞釀與預謀階段。另外，優化未成年人成長文化環境，一方面抓文化市場的管理，整頓黑網吧等場所，另一方面要大力加強圖書館、博物館、少年宮、青年之家等場所的建設，以豐富他們的精神生活，開展正當的文體活動，陶冶情操，培養品格。與此同時，要動員全社會力量，加強同犯罪現象作斗爭，新聞輿論部門等媒介要揚善除惡、弘揚社會正義之風。作為我們檢察機關，在嚴格依法辦案的同時，不能就案辦案，要積極從案件中發現新問題，多思考、多總結，與有關部門配合，通過發檢察建議等形式，提醒社會各界為未成年人犯罪預防工作多出力、出好力。二、家庭預防加強對未成年人的犯罪預防，必須重視和搞好家庭教育，切實解決家庭教育中存在的問題，提高家庭教育水平，加強和發揮家庭教育在預防犯罪方面的作用。首先，家庭教育要從小抓起，從小事抓起，須知“千里之堤，潰于蟻穴”；其次家長對孩子的教育要注意方式和策略，既要嚴格要求又要耐心教育，以理服人，而不是予以責罵、諷刺，甚至毒打；最后，家長要注意以身作則。家長的一言一行對孩子都有示范作用，家長應當規范自身的行為，使自己成為孩子學習的榜樣。我們檢察機關在辦理未成年人案件時，要盡量挖掘未成年人的犯罪原因，如果涉及到家庭方面的，盡量與家長配合，做好未成年人犯罪后的心理引導、疏通，防止未成年人再犯罪。三、學校預防為了鞏固學校這塊培養國家接班人的陣地，加強學校這道防線，應從以下方面入手：加強德育教育，扭轉學校教育中存在的片面追求升學率，只重視智育忽視德育的傾向，促進學生德智體全面發展。加強文化教育。普及義務教育，提高教學質量，全面推行素質教育，使教育結構多元化，大力發展各種職業技術教育，以滿足不同崗位對不同人才的需求，增加學生的就業能力，實現學校到社會的平穩過渡。加強法制教育。未成年人不知法、不懂法是他們犯罪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學校中設置法制教育的課程，從小培養其知法、守法意識，使其養成守法習慣。檢察機關在辦理案件的同時，要采用各種豐富多彩的形式參與未成年人犯罪預防的工作。可以通過與各級學校聯系，采用“以案說法”、“模擬法庭”、上法制課等形式，借學校這個平臺，向廣大未成年人宣傳法律。四、未成年人自我預防這是從未成年人自我保護的角度構筑的防線。隨著我國法制建設的發展，有關未成年人保護的立法也越來越完善。除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成年人保護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之外，許多地方都頒布了地方性的未成年人保護條例。未成年人應當通過多種途徑，了解和學習有關的法律法規，通過學習，可以使其明白什么可為什么不可為，引導他們自覺遵守法律、法規和公共道德規范，樹立自尊、自律、自強意識，增強辨別是非和自我保護的能力，自覺抵制各種不良行為的引誘和侵害。檢察機關在辦案過程中，要依法維護未成年人的權利，對未成年人犯罪堅持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原則，堅決貫徹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對侵害未成年人利益的犯罪行為依法打擊，特別是教唆未成年人犯罪的行為必須依法予以嚴懲。這里應當特別說明的是，上述幾個方面是不可分離的統一綜合體。只有四方面相互配合、協同工作，組成預防未成年人犯罪的防御體系，才能使一切有違法犯罪危險性的未成年人停止在欲犯不能的狀態，及時挽救有不良行為傾向的未成年人，使其成長為遵紀守法的公民第三篇：檢察機關執法理念調研報告寬嚴相濟與檢察機關執法理念的重塑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提出實施寬嚴相濟的刑事司法政策，是對構建和諧社會這一政治目標的回應，對檢察機關提出了重大課題。因此，創新檢察機關執法理念，具有重大理論和現實意義。近年來，執法理念在我國司法中的地位與作用得到普遍重視，理論界和司法實踐部門進行了廣泛和充分的研究。在我國，不同主體對于執法理念有一些共同的標準、原則、價值和要求，如公平、正義、效率、廉潔等，但具體內容又有不同。在相當長的時期里，構建和諧社會是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當前關鍵是要堅持以科學發展觀和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等戰略思想為指導。公平正義是衡量社會是否和諧的一個重要尺度，維護和實現社會公平正義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一個重要內容，對檢察機關來說，維護公平正義是其天職，應當把維護公平正義作為促進社會和諧的生命線。檢察機關執法理念存在三個突出問題上世紀80年代以來，由于社會治安總體形勢比較嚴峻，我們在刑事司法領域，主要貫徹“嚴打”的刑事政策，控制犯罪的理念占主導地位，這與計劃經濟體制的基礎相契合。懲治犯罪、控制犯罪，這是任何國家、政府的職責所在，也是世界各國刑事法律立法的基本價值目標之一。但刑事法治實踐表明，在現代多元社會，實現正義的方式需要多樣性，過分偏重懲治、控制犯罪理念，不利于法律秩序的維護。多年來，我國司法人員理念中，始終充斥著“高壓”、“嚴懲”的字眼，對于刑事犯罪的處理沒有很好地體現“寬嚴相濟”的政策思想。具體而言主要存在以下問題：偏重控制犯罪理念多年來，人們習慣把檢察機關當成槍桿子和追究犯罪的打手，形成檢察機關濃重的控制犯罪執法理念。突出表現是重打擊輕保護，重視刑事法律的懲治功能，忽視其保護人權，尤其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權的功能。主要表現是：寧愿多捕不愿少捕；寧愿錯抓不愿錯放；寧愿多訴不愿少訴。具體表現在：。刑事訴訟法第60條規定，逮捕必須同時具備三個條件：即證據要件、刑罰要件和必要性要件。但從審查逮捕工作的實際情況來看，逮捕的后兩個條件，即刑罰要件和必要性要件被“淡化”、乃至“虛化”，逮捕的法定條件在實踐中演變為“構罪即捕”，即在犯罪構成要件齊備能夠作出有罪判決的情況下，檢察機關一般都批準逮捕，無逮捕必要的適用率過低。我國刑事訴訟法第142條第2款以立法形式確立了檢察機關的起訴裁量權，理論上稱之為相對不起訴。但由于受觀念、體制、立法、政策等方面因素的影響，相對不起訴在實踐中出現運行不暢、功能萎縮的狀態。實踐中，大量輕罪案件與重罪案件一樣，遵循著基本相同的訴訟程序：偵查———起訴———審判，僅有很少的案件在審查起訴階段被分流，相對不起訴的價值僅在極小范圍內得以體現。偏重程序控制理念程序控制理念是與計劃經濟相適應的“工具式”刑事司法理念之一，對我國社會的發展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但它的高成本使貧窮者望而卻步，它的精細與復雜使審判日益笨重。司法實踐中存在輕罪案件迅速審理的原則與簡易程序受到限制的矛盾。對于輕罪案件廣泛運用簡易程序，已成為當今世界各國刑事訴訟的主流，但在實踐中由于審限的限制以及被告人不認罪的限制，通過設立簡易程序達到減少積案，縮短訴訟周期的目標并沒有完全實現。程序控制理念的單調性使其無法回應多樣性的爭端，在解紛止爭面前日顯捉襟見肘。我國現行刑事訴訟法沒有規定辯訴交易制度，實踐中卻存在著類似于辯訴交易的司法操作。隨著犯罪形勢的變化，要有效地利用有限的司法資源，最大限度地實現公平和正義，推行認罪協商實有必要。我國現行的刑事訴訟法律中，只有自訴程序中才有“和解”的規定，在公訴程序中則無。但實踐中，刑事和解已逐漸突破原來的輕微刑事案件領域，甚至適用到盜竊、傷害等，尤其是在部分農村地區和少數民族地區更為普遍。偏重刑罰羈押理念當前突出表現是社區矯正出獄的興起與輕罪案件監禁率偏高的矛盾。目前西方國家刑罰適用的重點已由監禁矯正為主轉入社區矯正為主的模式，社區矯正不僅在適用率方面大大高于監禁率，且還有取而代之之勢。這表明社區矯正將是犯罪矯正的未來方向。我國現行的刑事司法是以國家起訴和對被告人判刑(實刑)為主要模式的。大量適用監禁刑不僅加大行刑成本，降低行刑效益，而且容易樹立社會對立面，增加社會不穩定因素，不利于構建和諧社會。和諧社會與檢察機關執法理念的更新重塑根據和諧的內在價值要求，和諧作為司法機關執法理念的價值取向，使兩個前提發生變革。一是國家治理犯罪的理念變革，不再視所有的犯罪為不可饒恕的罪行，相反，對某些犯罪是可以原諒的。這必然促使執法機關對犯罪本質作重新理解；二是刑事訴訟應該具有民事訴訟那樣的解決糾紛的價值理念。“化解矛盾糾紛，促進社會和諧”是檢察機關法律監督能力的內容之一，應注重國家與個人之間的關系，重視權利與權力的平衡，重塑全新執法理念：樹立輕緩懲治理念一是引進暫緩起訴措施，限制刑罰的適用范圍。筆者認為，暫緩起訴制度符合刑罰個別化和輕刑化的刑事政策。最大限度兼取起訴法定主義和起訴便宜主義的長處，使訴訟程序更為合理和科學，是體現我國刑事法律與時俱進思想的一項制度創新，有利于實現刑罰的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統一。刑事訴訟程序環節的減少，縮短了訴訟時間，減輕了訟累，可以使人民檢察院和人民法院將主要精力投入到更為嚴重的刑事犯罪案件的起訴和審判中去，以提高訴訟質量和訴訟效率，也有利于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二是在強制措施的適用上，改變目前以逮捕為主導的候審羈押制度，完善羈押的替代性措施，適度提高取保候審率。筆者以為，對輕微犯罪應堅持逮捕的“謙抑性”原則，慎用逮捕措施。在逮捕條件上，應全面把握，整體衡量，“行為已構成犯罪，可能判處徒刑以上、確有逮捕必要”二者缺一不可，實踐中“構罪即捕”的做法應予以糾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