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準化衛生室情況匯報-文庫吧

【正文】 的知識和技能不夠，特別是預防保健等公共衛生服務能力欠缺，對應對和處置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埋下隱患。幾點建議：一是建議上級政府加大村衛生室標準化建設投入。我市今年新建的59家村衛生室平均投資在8萬元以上，其中最高的店張辦東北村衛生室投資24萬元，而省上獎勵資金只有1萬元，咸陽配套資金僅有1000元，省、咸陽的這些補助資金與村衛生室建設的實際投入相差甚遠。因此，懇請省農工民主黨能為村衛生室標準化建設鼓與呼，建議省咸陽市加大投入，減少縣級和村級投入，減輕村醫負擔，確保村衛生室標準化建設持續健康發展，確保農村公共衛生事業快速推進。二是建議上級對村衛生室的設備進行統一配套。隨著農村稅費體制改革的深入推進，大多數村級集體經濟債臺高筑，無力對村衛生室標準化建設投入，同時又由于上級在村衛生室建設方面以獎代補資金的標準太低，村醫在舉債進行基礎設施建設后，已無力更新醫療設備。懇請省農工民主黨能建議省上出臺相應的政策，由省或咸陽市進行集中采購，配發標準化村衛生室，從而盡快將村衛生服務能力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三是建議加強鄉村醫生的培訓。由于村醫受自身知識、技能等方面所限，服務農民群眾衛生需求的能力亟待提升。懇請省農工民主黨建議省政府建立村醫教育培訓機制，并列支專項經費，對村醫進行培訓，切實提高醫療技術水平，滿足農民群眾醫療衛生需求。市政協提案委員會調研組7月中旬，提案委員會調研組按照主席會議關于農村醫療衛生服務體系建設專題調研的統一安排和要求，集中一周時間，著重圍繞如何加強村衛生室建設方面，先后在樸席、新集、新城三鎮開展調研，其間還專程去邗江區有關鎮村進行考察。通過與一些鎮村組干部的討論座談，同部分衛生院、衛生室衛技人員及村民代表的接觸交談，向百戶農民家庭的問卷訪談，對于村衛生室的建設和發展，我們主要有三點感受和四條建議：第一點感受，“就醫方便、藥品價廉、療效看得見”的特色，使得村衛生室成為農民診治常見病、多發病的首選“醫院”。調研中，每每聊起“農民一般得病會去哪個醫院”這一話題，無論是問卷還是座談，無論是干部還是農民，“只要不是大病重病，當然到村衛生室”幾乎成為唯一答案。究其原因：村民的說法是，到衛生室——方便，一年四季，白天黑夜，隨喊隨到，隨到隨看，藥一拿走路，針一打走家，不像上醫院不說掛號拿藥走東跑西的，動不動這個化驗那項檢查，小病當作大病治，既跑冤枉路，又花大頭錢；找村醫生——放心，本村本土的，熟人熟事的，能看好不拖不誤幫你除病，看不了不糊不騙叫你轉院；看小毛病——省錢，不花掛號費，不收診斷錢，不下大劑方，不開貴價藥，就是差個幾十塊，還能欠個好幾天。村醫的想法是，都是農村人，看的常見病，運作成本低，不像衛生院，一不上繳，二不上稅，錢多錢少隨便把，賺多賺少無所謂，心黑人不來，瞎來缺良心，圖個名聲，落個小錢。村干部的看法是，自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的那時起，村里就建起了衛生室，這些“赤腳醫生”行醫至今幾十年，對診治常見病、多發病很有臨床經驗，有的還有點特長專技，他們和村民天天見面，對村里家家熟悉，有鄉情感，有親和感，村民對他們也“知根知底、知面知心”，有信任感，有安全感，既能迎合農民“看小病不能多花錢”的求醫心理，也是符合“小病不出村”的農村基本醫療保健的服務方向。事實也正是如此。據統計，目前一個村醫平均每天的門診、出診在10人（次）以上，多的有20人（次）左右。這是一個什么概念？一年360天，就是3600人（次），而一個有45名職工的某鎮衛生院統計資料反映，（次），（次），其每年接收住院治療的也未超過500人（次）。難怪一些衛生院院長在座談中深嘆“大病看不了，小病看不到，天天在為工資發愁”之無奈。基層這些反映，雖然樸素平淡，缺少理性的升華，卻在展示出這樣一個無須爭辯的事實——農民的基本醫療保健離不開村醫；村醫這一崗位，雖然普通平凡，沒有專家的效應，也同樣明示著這樣一個無可辯駁的結論——村衛生室是農民問藥求醫的前沿診所。第二點感受，“執業資質、以家代室”的煩惱，長期困繞著村級醫療衛生服務的運行發展。“執業資質”包括“兩證”，一是村衛生室必須取得《醫療機構執業許可證》，二是衛生室的從業人員必須取得《鄉村醫生執業證書》或其他相應證書。據座談反映，新城、新集、樸席三鎮現有的36個行政村村村都有衛生室，有的還多達23個，但幾乎都未領取《執業許可證》，連運作較好的土橋衛生所也不例外，掛名的近百十個村醫中約有10%沒有《執業證書》，造成農村醫療機構魚目混珠，帶來醫療市場管理混亂。一方面使得自“赤腳醫生”時代沿襲自今、正而八經的村衛生室的醫療服務似乎在“不合法”運行，另一方面使得“無證行醫”有空可鉆，如某鎮兩個集區間沿途的個體診所竟達10余家，有的甚至公開打著“村衛生室”旗號門診行醫。“合理的如何合法，非法的何時取締”，這是鎮村干部和“在冊”村醫強烈反響的共鳴話題。“以家代室”指的是一些村衛生室無專門用房而“居家坐醫”的現象，正如有關部門指出的那樣：“我市村級醫療機構從1980年開始，因失去集體經濟的支撐而逐步解體，村衛生室房屋或被收回，或破損后不再維修，鄉村醫生以家代室，自謀生計”。村上無策，村醫無力，村民無助，“衛生室不衛生”的散亂差環境一直難以改觀。除此而外，還有藥物的購銷監管、村醫的后顧之憂兩大難題。藥品和醫用耗材的自行購銷看來是普遍存在，但多半或在醫藥公司或從正規藥店擇價而進，他們“不看廣告看療效”，且多對常見病癥下藥，加上村民對這些常用藥品的正常價位雖不是了如指掌卻也打聽得到，“價高”的問題基本未聞，反而普遍覺得比起等級醫院級差越大價格越低。由于村醫的生存也靠“以藥養醫”的“低差價”維系，從藥販中、到周邊藥材市場等非正規渠道購藥和使用過期藥品、輕微霉變藥品的現象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著，由此而來的醫療安全隱患雖未及致命卻使得基層難以防范。至于村醫的后顧之憂，一是來自醫生的，主要是那些當初與“民辦教師”享有同樣待遇的“赤腳醫生”，約占現有村醫的70%以上，如今他們已接近或超過退休年齡，既未能“轉正”，又沒有實行養老保險，一旦停止醫療活動，今后生存怎么辦？二是來自干部的，村醫隊伍面臨老化，后繼無人怎么辦？現在連鄉鎮衛生院都感到招留不住衛生技術人才，這個擔心不是多余的而是現實的。第三點感受，“小診所大作用、網底職能不可替代”的理念，正在呼喚和引起基層組織對村衛生室的高度重視。作為市鄉村三級衛生服務體系的“網底”，目前村衛生室不僅擔負著“小病不出村，方便老百姓”的基本醫療服務，同時參與著預防、保健、健康教育的公共衛生義務，預防接種有他們的足跡，傳染病普查跟綜治療有他們的身影，一些公共衛生突發事件的處置有他們的心血，在沿江圩區血吸蟲病的防治還有他們的汗水，尤其是抗擊“非典”的全民防控網絡更顯現出了村醫衛士的一線辛勞和功勞。隨著醫療服務體系健全率在建設全面小康社會目標體系中有著硬性指標的規定，以辦好衛生室為基礎的村級衛生醫療服務，作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重要內容和解決“三農”問題的實事項目，已經擺上鎮村黨政組織的議事日程，正在受到越來越多的基層干部的高度重視。按照市里關于開展農村社區服務中心、服務站建設的試點要求，新城、新集、樸席這三個鎮都在著手村衛生室的設置調整規劃。新城鎮按照“一村一室”的原則，計劃將全鎮衛生室由24個調并為13個。新集鎮部分村已經進入服務站撤并選址和村醫組合的籌建階段。其中，、兩名村醫年基本工資各1800元、墊付藥本4000元的基礎上，提出“對得起老百姓，再對衛生室搞些投入”；凌東村在村負債務20萬元的情況下，欲將村里租用的學校布局調整后的閑置房騰出兩間無償提供衛生服務站使用；長春村計劃由村里負責用地、動員村醫投資建新站；方橋村在一個月內連續召開幾次會議商定新建衛生服務站事宜，先從現有4名村醫中民主推薦出村衛生室負責人，后又實地學習、借鑒毗鄰的邗江區唐湖村經驗，新站籌建正在積極推進。樸席鎮土橋衛生所作為一個村級醫療衛生服務機構，多年來深受當地農民的歡迎和贊譽，其現有規模、檔次在全市乃至揚州地區范圍內屈指可數，創建人、所長陳寶璋被授予2005“全國優秀鄉村醫生”的光榮稱號，土橋衛生所的發展如何更能體現出《農村社區衛生服務規范》的要求，又如何以此推動全鎮各村社區衛生服務的建設，從鎮領導到村干部都在積極思考，擬定計劃方案。總之，無論是對圩區三鎮的實地調研，還是綜合其他調研組的交流情況，都聽到基層有這樣一個共同的呼聲：村級醫療衛生網站的職能不可替代，加強村衛生室或者叫衛生服務站的建設勢在必行，這既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惠農實事之舉，也正是村民百姓日益增長的醫保需求之急。第一條建議，整頓現有布點。整頓就是對“散亂差”服務環境的整治改善，整頓就是對現有衛生室布局的規劃調整